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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范文(精选7篇)

更新时间:2022-07-21 来源: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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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基层党建要摆正位置,为企业发展和员工利益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找准工作着力点,增强工作开展的针对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范文(精选7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1

  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是党建工作的基础。基层党的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战斗力。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学成都佛山、促转型发展”的精神要求,切实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更好地搞好基层党建工作,在区委组织部的带领下,我有幸赴成都参加了“坚持党建引领推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创新”培训。通过认真学习,汲取了经验、得到了启发,进一步清醒了头脑,理清了思路。

  下步工作,一是要坚持党建统领,多元共治。通过理论培训和现场教学,深深地感受到,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之所以搞得好,首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党建统领基础上的多元共治。草堂路社区、清源社区等社区,由于社区党建工作抓的牢,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引领作用和核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辖区单位的党组织以及各类社会组织都被吸附到社区并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各项活动,真正形成了党建统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要在抓牢抓实基层党建工作坚持党建引领的基础上,坚持和深化在“美丽楼院”创建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扎扎实实搞好居民议事会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让居民群众进一步参与到整个社区的发展治理工作中来;同时,认真构建区域化党建格局,吸引辖区内更多的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发展治理当中,形成群策群力、多方互动、共驻共建、共建共享的社区发展治理格局。

  二是要坚持党建统领,打造特色。通过参观学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成都的社区都在坚持党建引领的基础上,立足自己的区域特点优势和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特色打造。例如:清源社区的蜀绣文化、茶文化,草堂社区的有关诗圣杜甫的唐诗文化,玉林社区的现代影视文化等等,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元素都有机融入了社区建设之中,令人印象深刻。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要切实做到立足实际、因地制宜,认真深入地挖掘自己区域的可利用资源和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提炼,并将其运用到社区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之中,切实形成自己的亮点和特色,既有格调、又接地气,真正起到以文化人的教育引导作用。

  三是要坚持党建引领、促进发展。通过几天的参观学习,感觉到成都将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紧密结合,不但夯实了基层党建工作,还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比如:岷江村将党的组织建到专业合作社,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园林苗木经济得以不断发展壮大;战旗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农村金融保险平台和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促进了郫县豆瓣、布鞋、鸟笼、蜀绣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努力践行抓党建促发展的精神要求,将抓好党建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立足辖区经济特点和社会实际,努力扩大党建覆盖面,不断强化组织力、引导力,做大做强辖区产业,努力推动社会发展,切实通过党建的高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

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2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社会、行政和理念等全方位的转型重塑。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一核一带一区”以及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多个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为基层治理全方位重塑提供了重大机遇。要“跳出基层看基层、跳出治理抓治理”,加强顶层设计,协同推进制度优势向基层治理效能转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辟了“中国之治”的崭新篇章,同时也为创新发展基层治理打开了全新境界。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全会部署要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紧紧抓住基层治理这个基础性工程,牢牢把握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在先行探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上贡献云浮力量。      

  坚持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贯穿《决定》的主线和灵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首要是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和运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基层治理的根本在于对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四中全会强调指出,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工作,夯实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加强理论武装是强化政治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着眼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达基层、掌握群众,构建和完善坚强有力的政治引领体系,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不折不扣推进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通服务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本质属性,也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省委全会指出,要紧紧抓住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坚实的制度保障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要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在基层治理中打通“最后一公里”,切实做到“用党员干部辛苦一点、劳累一点,换来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多一点”      

  基层治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共建共治共享,着力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明确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重要指示要求之一。要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切实凝聚社会治理的最大共识,形成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      

  基层治理的实践指向在于制度化法治化,全面推进基层事务纳入法治轨道。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基层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法治化。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城乡制度结构加速转型,城乡基层关系日益复杂,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构建完善的基层治理法律体系,确保基层治理有法可依,广大群众有序参与。     

  坚持问题导向聚力攻坚,以改革“关键一招”破解基层治理的多重困境      

  从全局着眼、从问题入手,是总书记教导我们的重要思想方法。我们针对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政”“有责无权、权责失衡”等多重困境,在云浮全市遴选21个镇街、多层面推进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围绕基层“有权能干事、有钱干成事”的关键重点,打破行政壁垒,实施开放共治,以改革的办法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      

  创建“上下贯通”机制,破解“无威治理”的困境。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针对当前基层体制条块分明,力量难以统一调度,基层治理面临“不得不管、却又难以管好”等现实问题,我们重点围绕综合执法、民生服务、应急处置等方面问题,坚持上下贯通、聚焦末端,构建以群众需求为牵引,村—镇(街)—县“三级响应”的基层治理格局,变被动为主动,有效解决基层治理的困难问题。      

  创建“横向联动”机制,破解“无力治理”的困境。机制统合、资源融合、力量整合,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基本路径。在试点探索中,我们在不改变部门性质和原有职能的前提下,将派驻镇街的“七站八所”等资源整合起来,分别组建镇级联合执法和服务平台,同步设立平台党支部,将派驻机构人员党组织关系转入平台党支部,并整合相关人员组建联合处置力量。当镇街辖区内突发情况或发生违法现象时,由平台党支部统一调度指挥、展开联合行动,有效破解了“无人治理、无力治理”等老大难问题。      

  创建“赋权增能”机制,破解“无权治理”的困境。推进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关键是要向基层赋权。为破解基层治理“有责无权”“权责失衡”等问题,我们坚持思想解放再解放,大胆向镇街赋权,累计向21个试点镇街赋权1176项,涵盖城管执法、生态环保、项目投资、社会管理等各领域。权力下放后,镇街采取“便民服务一窗口、综合执法一队伍、指挥调度一中心、镇村治理一张网”等做法,形成“集中高效审批、强化监管服务、综合行政执法”的基层治理网格,有效解决了基层政府“有责无权”等难题。      

  创建“财税激励”机制,破解“无钱治理”的困境。基层治理,关键在于“权”与“钱”。为破解欠发达地区镇域经济薄弱导致因资金短缺而不能及时解决群众关切的实际,我们同步探索推进镇街财税体制改革。采取“目标管理、绩效优先、分类施策”的激励办法,对镇街实行“超收予以奖励、超支予以适当支持”的政策,进一步激活镇街搞经济、抓项目、促发展的内在动力,探索形成土地流转、集中经营,镇村参与、入股分红等模式,大力发展镇域经济和集体经济,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权和有效性。     

  创建“一次办好”机制,破解“无为治理”的困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也是思想作风的全面重塑。为破解基层干部为民办事存在庸、懒、散、慢、拖等无为现象,云浮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抓调研找差距,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大力转改作风,全面实施“一次办好”优服务,综合推出“集中办、就近办、网上办、一次办、马上办、代办”等具体举措,努力让基层办事更加方便、更加快捷,群众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坚持顶层设计协同联动,整体推进制度优势向基层治理效能转化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包括经济、社会、行政和理念等全方位的转型重塑。当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一核一带一区”以及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多个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为基层治理全方位重塑提供了重大机遇。要坚持以四中全会精神和《决定》为统领,“跳出基层看基层、跳出治理抓治理”,加强顶层设计,协同推进制度优势向基层治理效能转化。      

  以旗帜鲜明加强党的领导为首要,构建坚强有力的政治引领体系。持续巩固拓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大力推进理论武装、组织提力、人才建设等制度机制建设。健全完善“头雁宣讲”“百姓宣讲”等特色理论宣讲活动,着力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走进百姓心田;全面实施“头雁工程”强核提质、“南粤党员先锋工程”高擎旗帜、“基础保障工程”固本强基,着力推进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贯彻落地;健全完善“党建+人才”机制,大力加强基层急需人才建设,支撑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珠三角核心区为契机,构建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体系。省委全会把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等重大战略结合起来、统筹部署,一个重要考量就是依托重大战略平台,先行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云浮地处珠三角外环,应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坚持立足“一区”、融入“一核”、协同“一带”,在推进交通互联、产业共建、政策共享、生态共济中,实现平行分享,推进基层发展动能转变。      

  以“城乡融合”为导向,构建多维联动的乡村振兴发展体系。充分利用云浮“以奖代补”“共同缔造”等特色经验做法,探索构建以“3个三”为支撑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即坚持一二三产融合,聚力推进产业振兴;坚持县镇村三级联动,聚力完善公共服务;坚持政府、社会、群众共谋共建,大力推进“广东技工·云浮工匠”“南粤家政”“粤菜师傅”等民生工程落地落实,聚力提升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建设,不断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全省前列。

  以“生态立市”为指引,构建生态共济的绿色发展体系。绿色是云浮最深厚的底色,生态优势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引擎。应立足“一区”,坚定走“生态立市、绿色崛起”的基层治理之路,把“碧道”建设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统筹推进“碧道+绿道+古驿道”工程,切实筑牢北部生态屏障;全力拓展“两山”转化通道,聚焦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着力构建“产业与生态相融合、城市与农村相融合、大保护与大发展相融合”的绿色发展格局,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云浮生态环境的核心竞争优势,着力打造粤北生态建设发展新高地。     

  以“共同缔造”为理念,构建共谋共建的惠民保障体系。共同缔造,是云浮多年实践积累的成功经验,是创新实践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云浮样本”。要充分发挥“共同缔造”“以奖代补”等云浮特色优势,着力构建群众深度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广大乡贤、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聚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以“平安云浮”为目标,构建安定和谐的风险防控体系。要聚焦“平安云浮”建设,坚持底线思维,突出抓基层、打基础导向,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雪亮工程”,健全“四个一”工作机制,着力推动监管重心下移、监管防线前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以“文明实践”为风尚,构建基层人文治理体系。文化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厚底蕴。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云浮“岭南祖地、禅学故里”的文化底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依托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有效载体,着力培育良好乡风民风,不断提升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凝聚形成引领开创基层治理现代化新局面的先进文化形态。

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3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作出重要判断、明确定位,提出总体目标、工作要求。本文立足永嘉实际,全面梳理基层社会治理探索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提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对策,为提高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参考。

  一、近年来永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一)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权

  一是基层党组织运行进一步规范。近年来,我县全面深化基层党建“整镇推进、整区提升”,开展红色领航“五百工程”行动,精准制定党支部工作标准质量体系,高标推进村社组织换届“回头看”,创新推行后进党组织整转“两回一检”工作法,近2年合计清理不合格村社干部114名、处理工作不力的农村党员干部1100余人次,高质量完成58个后进村转化,推动基层党组织提档升级。二是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稳步推进。在硬件方面,近2年累计投入1600多万元,对村级办公场所进行检修提升,打造了150个党建示范点和22个“瓯江红”党群服务中心。在软件方面,探索建立基层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构建县镇村三级联动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完善星级评定指标体系,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水平和能力。三是基层党员干部队伍不断优化。深入实施农村带头人能力提升、党员发展“培源纳新”、返乡大学生接力培养、村社干部底线管理等“四大计划”,充分激活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二)高标推进村社规模优化调整,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的基层基础

  今年,我县仅用28天完成村社规模优化调整工作,全县行政村调减率达49.7%,“三资”直接融合率达97%,为夯实基层基础、重构治理体系打牢了根基。一是基层组织结构进一步优化。通过严把选人关口、开展能力培训,顺利完成5000余名新村社干部轮训工作,有力促进新村社干部的能力素养提升。二是基层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通过整合优势资源、推进资源共享等方式,原来散落各村的区域资源得到了高效统筹、产业要素实现了高度集聚。三是基层治理体系进一步优化。通过密切联系乡镇职能部门,做强村党委“一核”,调动各类“多元”主体,形成积极协同、广泛参与的简约高效治理体系。

  (三)探索创新“三治融合”路径,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一是做强自治基础。充分运用村民议事会、村规民约等载体,搭建乡贤理事会等平台,最大限度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二是做强法治保障。通过创新建立群众明白、干部清白说事平台,制定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推广农村“三资”监管系统,全力开展清廉村居建设,目前全县已培育清廉村居示范点20个,“三资”系统试点瓯北街道涉农村问题初信初访件同比下降84%。三是做强德治支撑。精心打造了道德讲堂、评比文明家庭、“最美”系列主题活动等载体,选树了200余名可亲可敬可学的道德榜样,形成了强烈的道德感召力量。

  (四)创新建立“4+1”人民调解模式,进一步筑牢化解矛盾纠纷的村级防线

  一是健全调解体系。创新建立“4+1”基层人民调解模式,推动人民调解工作重心下移,全县镇村调解案件占比从2015年的48%提升至2018年的96%,经验做法两次在全国现场会推广。二是壮大调解力量。精心选聘乡贤能人等人士充实调解队伍,组建以公检法司干部为主的调解专家组,定期教学指导,推动调解员队伍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目前,我县专职调解员数量达129人,其中具备专业知识者占比高达30%,成功打造21个个人品牌调解室,其中全国模范调解委员会2个。三是放大调解实效。探索建立“以访治访”“以外调外”等机制,创新推行“红色驿站调解室”,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53起,涉及金额898万元。

  (五)全力推进农村思想文化建设,进一步营造向上向善的文明乡风

  一是文化阵地全面建强。我们以文化礼堂建设为破题口,创新建立“星期天礼堂日”制度,累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241所,两度获评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先进县。二是移风易俗深入推进。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改革攻坚年”行动,全力推进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全面培育形成社会文明新风尚。比如,岩坦镇用“二维码鹅卵石墓碑+1平方米草地”代替“椅子坟”,成为全市丧葬改革的典范。三是传统文化传承发扬。充分挖掘弘扬家风家规家训文化,策划了“立家规传家训”、“好家风家庭”等活动,让村民在继承和发扬良好家风中树立正确价值导向。

  二、当前永嘉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永嘉基层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标新形势、新任务,在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和短板。

  (一)社会治理形势环境更为复杂,基层矛盾防控化解压力较大

  一是矛盾多元化。随着城中村改造、撤村并居等工作快速推进,新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征地拆迁等各类社会矛盾问题层出不穷。二是问题疑难化。随着群众参与高层次经济活动日益增多,涉众涉房等群体性矛盾频发,处理不当,极易引发治安、刑事、信访等案事件和社会连锁反应。三是影响扩大化。很多群众利用网络非理性发表带有个人主观想法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网络舆论病毒式传播。

  (二)现代治理手段运用不足,基层社会治理效率仍需提升

  一方面,治理流程还不够顺畅。一些部门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跨部门联动机制难以有效实现。个别乡镇(街道)“四个平台”功能入驻不够全面,靠平台自身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智能化治理措施尚未全面铺开。通过大数据分析矛盾趋势的智能化举措较少,网络信息统一平台建设不够成熟,同时,由于干部利用大数据治理创新的能力略显不足,各单位对数据的整合与共享仍然存在障碍,数据应用还做得不够充分。

  (三)多元主体作用发挥不够,距离共建共治共享目标还有差距

  一是基层力量整合不够。全县共有各类群防群治队伍240支,但人员专业化素质难以满足日常治理需求。同时,由于沿江山区经济实力差距,基层自治力量呈现“沿江完善、山区薄弱”的现状。二是社会组织作用有待提高。目前,全县共有773个备案的社会组织,但仅救援、养老、公益等领域有几个较大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三是群众参与度不高。被动接受服务的群众占据较大比例,还没有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四)村级经济实力整体偏弱,难以支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求

  一是基层组织号召力不足。从实际调研情况来看,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建设也普遍偏弱,难以团结和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二是基础建设支撑不足。由于村两委“没钱办事”,村内公共事业和公益服务严重滞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自治能力。三是基层干部威望不足。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村两委干部的权威往往无法获得村民完全服从或有效认同,削弱了带头治理效果。

  (五)基层自治的可依靠力量不足,导致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缓慢

  一是村居面临“空心化”趋势。山区村居年轻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村里可依赖的治理力量十分薄弱。二是乡贤参与度不足。大多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仍以捐钱捐物为主,没有形成内外联动、协同推进的治理合力。三是村干部培训有待加强。今年,我县虽然组织8000多人次村社干部专题学习培训80余次,但是教学内容涉及基层治理的内容不多,部分村干部缺乏基层治理的“专业化”能力。

  三、永嘉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

  县级层面要把加强党建引领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强化对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体系建设,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优势。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引领功能,探索建立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领导体系,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党内教育和组织生活。同时,突出抓好全域党建,推进机关、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强化对各类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不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村治理优势。

  2.强化农村带头人队伍建设。大力推进村“两委”班子专业化,建立健全全县村党支部书记人才数据库,推动带头人队伍人才梯队建设,畅通在职和退休干部、教师、医生等新乡贤到村任职渠道,确保村“两委”班子不断建强。加大探索村干部正向激励举措,把村干部报酬和村集体经济增长幅度、群众信任度挂钩,提升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

  3.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体制机制方面,探索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政经分设、有效运行的“一核两翼”模式,全力破解基层治理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之间体制权责不清、运转不畅的问题,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扫清障碍。在发展路径方面,要按照“党建引领、产业支撑、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思路,紧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通过精准帮扶、土地流转置换、盘活存量资产、电商孵化、抱团发展等多种途径,真正让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政府服务重心下移

  1.推动权责下放。坚持能放则放原则,全面梳理政府权力清单、职责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把审批权力尽可能下沉到乡村两级便民中心,促进“最多跑一次”向基层延伸。同时,把优化服务流程作为基层内化权力的有效途径,梳理事项清单、统一办事标准,推动基层行政审批服务流程再简化、时间再压缩、效率再提高,真正让“最多跑一次”改革扎根基层,服务百姓。

  2.做强集成服务。加速政府部门、层级之间的权职整合,以打造板块式综合受理窗口为目标,加大各职能部门分窗口有机归并、综合窗口人员培训力度,探索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全力推进民生事项“一证通办”、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理”等措施,真正通过“数据跑腿”提升政府行政效能。

  3.强化日常监督。按照“事前管标准、事中管达标、事后管信用”的高标要求,依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将行政处罚等监管信息全面纳入信用体系,切实形成政府部门监管、市场机制调解、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约束的强大合力。同时,发挥数据共享在事中事后监控与治理风险预测预警预防中的作用,加快实现对各类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从而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治理问题的发生。

  (三)加强“四个平台”建设,搭建专业化治理架构

  以“四个平台”为依托、全科网格员为支撑、数据共享为手段,加速构建一张无交叉、无重复、无缝隙的基层治理行政资源网络,全力破解基层治理力量不足的问题。

  1.构筑扁平指挥体系。通过重构政府间“职能—结构—机构”的关系,探索进行“大部制”“扁平化”管理,理顺和规范部门间的职责分工,筹备组建专门的“四个平台”专职管理机构,加快形成“四个平台”指挥室分类派发,联村干部、基层站所工作人员、网格员协同处理的联动处置格局。

  2.壮大全科网格队伍。深化“全科网格2.0”打造,进一步推动“专科网格”力量纳入“全科网格”,建立专兼职网格员队伍进行统筹使用,实现“多元合一、一员多用”。同时,按照“一事双责、条块同责”的原则,实行“网格长、村两委、指挥室、镇分管领导”考核全捆绑,真正把责任压紧压实。

  3.打造信息采集共享平台。把智慧治理贯穿始终,依托标准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推动信息化与政务服务、社会管理、行政执法等深度融合,提高县镇两级迅速联动的应急反应能力,全力解决“信息孤岛”和“数据封闭”等问题。同时,对各部门条线上的信息系统逐个进行整合,将110联动、12345热线、信访、网络问政、数字城管等同类业务在“四个平台”上进行扩展,功能重叠的予以取消,实现信息数据“一次录入、各处共享”。

  (四)集成党政民各方力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1.始终坚持党委领导。要探索建立基层社会治理“大党委”制度,通过搭建“共治委员会大平台”,协调纪委、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委部门发挥优势、联动配合,使相关要素都能够聚焦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避免出现耗散效应。同时,加强党对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的统筹协调,积极创造社会组织、公民公平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全力引导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真正形成“有事共协商、难题共探讨、信息共交流、风险共承担、成果共享受”的基层社会治理“利益共同体”。

  2.充分激发社群活力。聚力打造社群共治共建综合服务平台,统筹调度工青妇、红十字会、社科院等社会群团组织力量,灵活运用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群团组织在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的作用。同时,加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引育力度,不断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和发展能力。

  3.充分发挥乡贤作用。注重发挥“在土”乡贤、“离土”乡贤和“外来”乡贤在乡村协商议事、公益慈善事业、乡域纠纷调解等领域的突出作用,探索实施“乡贤资政参事”、“乡贤公益助善”、“乡贤乡风引领”等“乡贤+”系列工程,为广大乡贤能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多、更大的舞台。

  (五)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源头防控基层风险隐患

  全力发挥“枫桥经验”在强化基层基础、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更大作用,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1.把规范“三资”管理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全覆盖无死角、全方位阳光化,不断强化“应入必入”全面监管,将农村资金收支、资源性收支、资产性收支统一纳入系统监管,实现农村“三资”全入库、全监管,真正用“阳光运行”的方式,堵塞“暗箱操作”的空间。

  2.突出做好信访化解。把“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问题”作为避免矛盾发酵、信访“升级”的根本之策,深化信访“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行“一站式”信访调解机制,加快打造全科受理、访调一体、集成联办、一站化解的线下超市式信访工作平台,将过去“单兵作战”模式转变为立体联防的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努力实现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一次性就地解决。同时,探索信访积案化解的新方法、新模式,努力推动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在基层解决。

  3.做到风险实时监测。积极探索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依托政务云计算中心,搭建县、乡(镇)、村三级综治中心智能信息系统,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在矛盾纠纷化解、案件侦破、基层风险隐患预测预警预防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推动矛盾纠纷化解从被动应对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

  (六)引导社会文明新风尚,放大基层社会治理实效

  社会风尚是衡量基层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的重要标准,要将其放在基层治理重要位置考量。

  1.强化价值引领。积极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把“义利并举、敢为人先”的永嘉精神、红十三军的革命精神作为重要内容,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新时代的精神力量,进一步筑牢基层治理的精神内核。

  2.厚植法治根基。一方面,重视发挥村规民约的“软法”约束作用,探索建立村规民约积分制管理,运用“红黑榜”等方式,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不讲规矩但够不上违法处罚的行为进行制约。另一方面,向国标委申报全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通过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标准化建设,从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3.深化移风易俗。加快研究出台深化移风易俗、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指导性方案,充分发挥殡葬协会、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引导作用,持续加大对党员干部各类红白喜事的监督力度,由党员干部带头少随礼、少办酒、简办事、不铺张,真正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淳朴民风。倡导厚养薄葬、文明嫁娶,鼓励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喜事不办或者少办的新风尚,巩固提升“坟墓生态化改造”“寿桃基金”等先进做法,加快打造移风易俗的“永嘉模式2.0版”。

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4

   **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城市党建工作引领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增强社区党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丰富党建载体,聚民心。深入实施“书记一号工程”,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基础保障等方面,先后组织各级书记认领“书记项目”**个,解决民生难题**多个。开展“社区工作日”活动,组织全市**个部门单位、**万名干部常态化到**个社区报到服务,结成帮扶对子**个,2019年解决群众诉求**多个,提供物资**余万元。开展“一社区一品牌”创建活动,打造特色服务品牌社区**个。制定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推进共建共创**条举措,开展“党建+志愿服务”活动,今年以来,全市机关干部已深入小区义务劳动、疫情防控、创城宣传等志愿服务**余次。成立社区爱心超市,定期走访慰问,力所能及的帮助解决生活中困难**次。

  建强服务平台,集民意。全面推行街长、路(巷)长、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五长制”,公示“五长”人员信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反映问题,解决诉求。在全市**个社区全部设立“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和民情服务站,由所辖社区的“两代表一委员”轮流进行接待辖区群众,让群众能够在家门口与“两代表一委员”面对面沟通交流,表达诉求,同时开通“两代表一委员”网上工作室,利用微信、QQ群等,对于群众反应的各类问题及意见进行分类处理,督办落实,实现诉求零距离、服务点对点,为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提供全方位、立体化、人性化的复合服务。年初以来,各社区民情服务站共接待来访群众**人次,“五长”

  人员共收集社情民意及群众诉求**件。

  优化服务方式,解民困。规范建设党群服务中心,设立街道、社区、网格、楼宇、党员中心户“五级”服务网络,开设“零跑代办点”,有针对性地开展领办代办服务,推行“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模式,通过压缩行政审批时限、下沉便民服务事项等措施提供及时便捷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截至目前,全市已建立党群服务平台**个,建成**个网格党群服务站,制作“五长”人员公示板**余个。创新实施“一个电话解难题”,开通民生诉求受理热线**,明确专门机构、专门人员、专项受理解决群众诉求,“吹哨”给相关部门作为“书记一号工程”项目,建立党组织书记包社区小区、包难事实事“双包”机制重点解决。目前,已累计解决群众各类诉求*万多件,解决民生实事**件,群众满意率达**%。

  做好跟踪随访,问民效。为打通诉求办理的“断头路”,搭建起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社区“两代表一委员”、“五长”人员通过电话、现场回访等形式回访群众,跟踪诉求办理情况,看问题是否依法依规调处,看解决措施是否落实到位,看诉求人是否理解信服,全面了解群众对所反映问题、诉求办理成效和解决结果的满意度。对有关问题解决群众评价“差”的,转交各级政务服务部门、市县督查指挥中心及时跟进了解,确定专人持续跟踪推动相关部门解决,直至群众满意为止,真正实现服务受理零推诿、服务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零差错、服务结果有督察。年初以来,派发的督办件近**件,书面发函督办**多件,人工电话回访近**件。

  事业兴衰,关键在党。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和凝聚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党支部,以突出的社会治理成效极大提振全乡干部决胜全面小康、共绘乡村振兴的信念和决心。

  一、夯基垒台,围绕组织建设破藩篱

  **村党支部在区委组织部的悉心指导及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已于2019年完成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一是加强阵地建设,严格按照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要求,对**村综合办公楼进行提升改造;二是完成支部优化,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规定,优化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设置,将有产业、有合作社的*名党员吸纳进入该支部并确定党支部书记,将支部建在产业上,真正发挥非公企业党员带头发展、推动产业的作用;三是完成支书主任一肩挑,不断优化村干部队伍,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二、谋篇布局,锁定支部产业促增收

  “农民要致富,关键看支部。”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非公企业党支部年轻党员郑传华带头成立“贵州乡里乡亲开心农场农业园区”,租用农户土地**余亩,主要以种植辣椒为主,目前该社辣椒长势喜人,有效增加了**余户农户的收入。该园区是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教育意义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的经营实体,以产业发展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实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的良好愿景。

  三、精准发力,聚焦民生福祉解难题

  **村党支部按照“支部带头、村委落实”的机制,一心一意为民谋利,全力推进实施民生项目。一是争取项目资金**万元,完成*个村级群众服务中心建设工作;二是完成村级大坪水库森林公园建设,提升改造人畜饮水工程;三是完善道路设施,配合完成**乡2018年组组通路**村境内路段**公里、敖吴公路进二组支线**公里,配合完成**村半岩桥危桥改造工程,建成长26米宽8米的新桥一座;四是引导村民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村七组大坪发展特色苗木种植项目*个、魔芋种植基地*个,为全村村民共同富裕、齐奔小康奠定厚实的经济基础。

  头雁领航才能群雁齐飞,培育好农村党支部这只“领头雁”,有利于完善乡

  村治理体系。**乡将保持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良好态势,以点带面稳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有效衔接,为全区开展“党建引领星满**”党建示范带创建工作贡献**智慧。

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5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基层党组织应当以“党建引领”为轴心,积极提升基层治理实效。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依然存在动员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复杂治理情境乃至政治功能弱化等问题,实现以党建有效引领基层治理的目标可谓任重道远。如何更为有效地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效,成为学术界亟待回应的现实命题。

  当前,“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可行路径”这一命题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第一,通过政党的整合功能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以此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卢爱国、陈洪江从政党内部整合、社区社会整合、基层行政整合和异度空间整合四个方面构建了以党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可行路径;孙柏瑛和邓顺平则认为,组织嵌入、体制吸纳和价值引领等政党整合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方式。第二,强调以政党服务功能为核心引领基层治理,聚焦于以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来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绩效。蒋源认为,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吸收与整合来达成推动社会建设、扩大执政基础和扩充服务资源等目标,并依托广州开发区的“三自管理”案例阐释了“吸纳式服务”的具体落实路径;刘伟则在阐释“服务引领制”内核的基础上,将“推动政党去官僚化”和“激发党员群体服务社会作用”归纳为“服务引领制”的实现路径。第三,将基层党组织视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围绕“协同”这一核心理念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可行路径。黄意武指出,应从发挥社区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完善社区协商制度体系、促进协商平台建设、推进群众工作建设和营造和谐社区氛围几方面构建引领路径;叶敏在阐述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中党建引领的必要性逻辑的基础上,从价值与行动倡导、政治与资源整合、利益与组织协调三方面归纳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的可行路径。

  从既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其多从制度规定、价值引导和组织活动等维度展开,缺乏对社会治理中非正式网络以及信任、互惠、合作等社会资本的关注。具体而言,良好的基层治理是多元主体围绕共同利益的协同共治,需要社区中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治理主体的共同合作。社会资本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是社区治理的关键资源之一,其能够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发挥作用,动员城乡社区居民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从而通过推动多方合作来提升基层治理实效。然而,在后单位时代,基层社会普遍存在“去组织化”趋势,进而产生众多“原子化个体”,其在社区生活中的社交联系和公共参与均有所减弱。此外,在基层场域的非正式网络中,传统的熟人社会特征逐渐淡化,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互惠和诚信等现代道德规范尚未建立。上述现状导致部分城乡社区中社会资本存量较少,各方治理主体之间和治理主体内部很难形成合作关系,导致治理成效不佳。

  在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情境下,基层党组织是基层场域中唯一能够以领导核心地位整合、动员各类社会资本,且自身具备强大的政治、组织、文化等资源来供给社会资本的治理主体。其中,整合是指将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进行统合,以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动员是指通过行动主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互动,使社会网络资源得到激活,最终转化为社会资本;而供给则是指特定主体成为社会资本的来源,将自身资源直接转化为某种社会资本。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以党建引领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的作用路径。基层党组织应当充分自身优势,通过整合、动员社会资本资源和强化自身社会资本供给来提升基层场域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以此激发基层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内生动力,使基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格局(参见图1)。在此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强化了自身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推动基层党组织“嵌入”与基层治理绩效形成相互推进的良性循环,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整合、动员和供给构成了“党建引领”作用的着力点。既有研究虽从不同维度构建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可行路径,但未能聚焦于基层党建在提升社会资本存量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缺乏关于基层党组织通过将各方治理主体“再组织化”来提升引领实效的专门性探讨。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阐述整合、动员和供给社会资本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剖析“党建引领”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构建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效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借鉴。     

  二、社会资本: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着力点

  自布迪厄系统阐述社会资本的特性与影响伊始,社会资本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帕特南则首次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与行政领域。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该理论虽然是西方社会实践的产物,但由于其准确归纳出人类社会结构中行动者间合作性的互动模式,具有跨越文化背景的借鉴意义。如国内学者周红云基于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梳理和检视指出,社会资本概念和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为我们更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很多国内学者也将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经典定义和分析框架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之中。由此观之,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能够很好地用来解释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现实问题。因中国治理情境的特殊性,社会资本理论的运用体现了很强的地方性知识的特性,进而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的理论视域。

  基于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主要由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参与网络三大要素构成。其中,社会信任是维持社会秩序、社会控制、表达与维护团结的社会机制,有助于行动者消减社会交往中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社会规范是人类增加社会结果可预测性的努力的结果,规定了什么样的行动是被允许或被禁止的;而参与网络则是社会资本嵌入社会结构的具体载体,有助于协调与交流,并促进集体行动。该三要素框架系统地展示了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既表征了合作行为背后的社会网络和规则因素,亦彰显行动者的主体动机,进而清晰地呈现出了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具体机理。为更为有效地结合我国特殊的治理情境,本文将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等因素有机整合到帕特南分析框架的具体内容中,如非正式规范和特殊互惠的强大影响等。结合该框架审视,整合、动员和供给社会资本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效(参见图2)。

  (一)社会信任:强化治理主体参与动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首先在于领导、激励治理主体进行广泛参与。一方面,政治信任能够转化为社会信任。根据学者调研可知,公正获得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障、公正的党政干部选举、逐渐上升的生活质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预期等因素均会有效提升社会中的社会信任。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具备较高的合法性资源,民众对党秉持高度的政治信任。民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基层政治生态将处于风清气正的状态,社区居民获得社区医疗、养老等服务的机会更为均等,基层党政干部选举将保持透明、公正。这些因素均将有效提升人际间的社会信任水平。另一方面,相似的价值观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强调做到先公后私或公私兼顾,并且不断地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推崇,能够统合社会中源自历史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资源,使二者在基层党组织的宣扬、践行和社区实践中得到整合,最终融汇成重视公共利益的社区氛围。进而,由于上述社区氛围的作用,社区居民趋于秉持高度相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相似性会使居民在批判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将自我归类到同一群体中,并形成“内群体效应”,提升群体内居民彼此间的信任水平。

  (二)社会规范:形塑治理主体外部行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也体现在对治理主体行为的引导。一方面,社区传播可以推动规范价值的社会化。基层党组织能够通过整合社区报纸、社区展板、宣传栏和横幅等公共空间媒介强化社区传播力量,进而有效对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等规范的价值进行社会化。通过基层党组织对传播资源的整合和社区传播功能的发挥,居民对于社区所提倡的遵守规范的理念将会更为认同,并提升其参与制定社区规范和维护社区秩序等活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互惠规范能够维护合作秩序。互惠规范是指关于“给予-回报”的社会交往模式和对互惠行为的感情或信念的社会规范,是维护合作行为秩序的社会资本形式。基层党组织通过出台社区互惠规定、组织互惠活动等形式,可以明晰互惠互利合作的具体规则,从而有效打破邻里互惠中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囚徒困境”。如部分社区在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领导下,采取“虚拟货币”等制度创新形式,以基层党政组织为主导者和管理者,人为构建、强化和落实互惠互利的社区规范。

  (三)参与网络:供给治理主体互动渠道参与网络有助于为行动者提供较为成熟、可行的互动渠道,实现信息共享和便捷沟通,从而更好地实现合作。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能够通过整合横向参与网络来提升基层民主水平。“通过党的系统自下而上的协调能力,可以整合所有主体的人财物资源,从而形成其他协调机制不可能完成的整合任务。”基层党组织可以聚焦于居住环境、邻里纠纷等社区常见问题,通过组织基层民主协商、担当基层民意领袖等方式,推动居民间的平等沟通与协商、与基层行政权力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力求构建将碎片化的个体公民权利整合起来,使集体形态的公民权利在政治渠道内能够有效对抗强势行政权力可能带来的侵害。另一方面,社会网络资源是否被行动者使用,最终决定其是否转化成社会资本。城乡社区居民除基本的公共服务外,亦具备多元化的社区服务诉求,满足这些服务诉求,是激活社会网络、促进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对原子化的个体而言,社区中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体现为居民间建立在互帮、互济基础上的互动,其通过抵抗外部风险、提升生活便利性、提高自我效能感等方式满足了居民的多元需求,进而推动社会网络资源有效转化为社会资本。基层党组织以居民合理的心理、发展和环境诉求为靶点,通过组织动员或组织联动等形式,将小规模、碎片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整合起来,并提供额外的、多元化的社区服务。依托上述过程,新的参与网络得以建立起来,在共同解决问题、提升生活质量的过程中,原子化个体得以频繁互动、相互熟悉,从而提升了基层社会资本的存量。      

  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信任衰减引发社会动员困境

  首先,基层政党认同存在弱化现象,关于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信任不足。当前,部分基层党员干部及其家属在物质享受方面追求攀比、过度炫富,明显超出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平,他们在基层社区中是民众的重点关注对象,存在着诱发民众“贫富差距扩大”、“党员干部特权化”等社会认知的潜在风险。而在工作作风方面,基层党员干部在所有层级干部中的“为官不为”现象最为严重。由于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的不当行为,部分民众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形成了负面刻板印象,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信任逐渐弱化。由于难以有足够的政治信任转化为社会信任,部分基层社会的社会信任存量不足,基层党组织往往难以有效动员居民在基层治理中进行合作。

  其次,群际偏见强化居民群体异质性,弱化相似价值观的影响力。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与改革攻坚期,依然存在就业医疗资源不均衡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导致部分基层民众体验到较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依据经济收入、权力资源和社会地位等不同将自己归类为不同群体,并认为特定群体的经济收入、权力资源等会对自身实现利益目标、维护自尊等形成威胁。继而导致部分居民对外部群体形成偏见,对外群体及其成员采取敌视、贬低与不信任等态度。由于群体分化与群际偏见的形成,社区中心理层面的群体同质性被打破,部分居民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态度逐渐弱化。在集体主义价值观认同弱化的现状下,部分社区群体在心理层面呈现异质化趋势,社会信任水平亦随群体异质化而逐渐降低,导致基层党组织在社会动员过程中遭遇困境。

  (二)形塑作用失灵导致行为引导成效不彰

  首先,部分基层党组织传播工作不力,社会化功能存在失灵现象。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在宣传过程中只是完成内容、形式单一的贴条幅、办板报等任务,部分党员在传播工作中亦处于缺位状态,基层党组织主导的社区传播难以形成较大影响力。此外,基层党组织主要进行的是主流社会规范及价值观的社会化,“异类空间”对此形成极大干扰。具体而言,异类空间即随着自媒体兴起而形成的虚拟反民主话语空间,其构建了相对封闭、基于情感化真相的拟态环境,能够加深异类空间里民众对主流媒体的厌恶和不屑。由于异类空间的影响,部分基层党组织在传播中的信息流量遭遇分流,信息渠道被更为吸引人眼球的众多自媒体所占据,部分社区民众转而接受与主流传播内容相左的不良信息。在这一现状下,关于社会规范的内容、价值和态度等信息的传播渠道与认同水平受到负面影响,社会化过程面临现实困境。

  其次,互惠规范缺乏托底保障,互惠行为存在功利化风险。一方面,“如果一旦一种物品的收益被那些未对该物品的生产做出贡献的人所分享,那么这种物品的供给就会低于理想状态层次或者根本没有供给,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搭便车’而坐享其成”。党组织一般对少数群众自利乃至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只能以引导、劝说为主,而在社区民约等章程极其匮乏的情境下,基层党组织对自利行为的规制能力更加弱化。在此现状下,由于缺乏使“搭便车”者承担不利后果的托底保障,互惠规范往往最终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既有互惠实践存在促生“投币性”互惠行为的风险。“投币性”互惠行为是基于工具理性、精准计算付出——收益之比后的功利性行为,其本质是“利己”而非“利他”,一旦未能获得预期收益或缺乏约束,则互惠行为将难以为继,且可能会对“利他式”互惠产生一定抑制作用。由于部分基层党组织发起的互惠行为在本质上多为商品等价交换模式,且缺乏基于共情、责任等利他式互惠行为模式的培育,亦缺乏对邻里间“守望相助”等传统道德规范的重构,导致这种互惠行为存在强化功利化的潜在风险。

  (三)参与网络缺失降低主体互动水平

  首先,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相融合,不利于横向参与网络发展。当前部分居民/村民委员存在过度行政化的问题,即以达成基层政府的行政目标为优先;此外,在基层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势介入下,基层治理中主要形成的是纵向的庇护型网络,横向的社会合作网络并未有效建立起来。当前城乡社区党委书记通过交叉任职等形式任居/村委会主任,这一举措应当坚持推行,但少数基层党组织存在逐渐融入纵向庇护型网络之中,在基层治理中存在为与上级政府保持严格同步而损害基层民众利益的潜在风险。随着少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形成合力,行政权力在基层治理中的渗透力得以强化,横向的参与网络进一步承受纵向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

  其次,基层党组织权责不对等,构建参与网络缺乏必要资源。由于税费制改革等因素,基层党政组织的行使权力、可动员资源相对其责任而言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基层党组织即使有意向构建多元化的横向参与网络,但最终因权力、资金、人力和场地等资源不足而难以有所建树。此外,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对同级社会组织的领导能力。社区公共服务需要专业性社会组织的参与,但是在准入审批、利好政策和购买服务等环节作用下,社会组织成为了政府的“半代理人”。一旦基层党组织的治理目标、方式与基层政府存在分歧乃至冲突,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能力将被削弱。而从社会组织自身党建而言,鉴于覆盖率低和功能弱化等问题,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有效领导依然是一个棘手难题。因而,基层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能力难免存在弱化现象,难以通过联动社会组织来构建、激活横向参与网络。   

  四、社会资本视角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以优化作风监督和群际关系重塑社区社会信任

  首先,强化基层党员干部作风的社区监督,提升基层政党认同水平。在监督形式方面,可以将社区监督委员会列入纪委与监察委系统的垂直管理,并建立与基层巡察组的专项对接通道,及时将社区监督线索转化为来自上级的关注乃至处分,从而使社区监督真正产生“八小时外监督”的震慑力。在监督内容方面,应当将党员干部的示范效应与社区监督结合起来。如一定级别党员干部可以采取“亮身份”的方式,由社区成员监督其是否存在严重超出当地日常消费水平的、与合法收入严重不符的消费行为及特权行为等。此外,基层党员干部的家风对党风、政风影响深远,在不侵犯正当隐私的前提下,党员干部家属引起恶劣社会影响的作风问题应当纳入社区监督范畴。当家属存在过度炫富等行为时,社区监委会应及时收集线索,并采取组织谈话、线索交接等措施纠正党员干部的不正家风。

  其次,消弭不良群际威胁,提升群际间信任水平。社会认同和群际接触可以消弭群际威胁、改善群际关系,提升群际信任水平。一方面,在同一个地域中,由于社区服务、生活互助和治安管理等事务均与居民利益相关,同一社区居民本来就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中。基层党组织可以借助社区宣传、民主协商和文体活动等形式,弱化不同职业、年龄和产权属性等群际边界,构建更高维度的、能够融合其它身份的新的共同体身份,凸显居民作为某社区居民在达成美好生活中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关系,强化居民关于共同体身份的认知与认同。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积极推动群际接触。在群际接触的直接与扩展接触维度,基层党组织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外来租户与本地居民、非同一宗族等原本接触较少的群体参加本社区乃至街道/乡镇举办的文体、联谊或座谈等活动,推动直接接触,或以影响力较大的精英党员为节点,通过精英党员社交网络的整合,使原本陌生的群体能够互相熟悉;而在群际接触的想象接触维度,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制作宣传栏乃至简易视频短片等形式,将不同群体间和谐共处的生活情境展现出来,以期弱化乃至消除群际威胁和偏见。

  (二)以提升社区传播和互惠规范实效增加社会规范存量

  首先,提升宣传的生活情境化水平,重构社区中政治传播链条。一方面,规范社会化应当紧密结合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如基层党组织可以联动文化素养较高的退休党员、文化类社会组织和高校相关学院举办公益讲座,以国学中关于行为规范的文化资源为主讲内容,通过提升国学素养的形式推进规范的社会化。此外,基层党组织应着眼民众在学业、职业和养老等方面所急需的法律知识和技能,邀请临近律所的法律工作者、高校法学院学生等组织讲座,并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由邻近的律师事务所提供公益性的、减免费用的法律咨询与指导。另一方面,在某一城乡社区中,退休干部、人大代表和知识分子等精英党员往往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其应当充分依托这种影响力与号召力成为“社区舆论领袖”,在网上社区论坛、社区集体活动和日常个人社交中发挥关键传播节点的作用,以自身关于社会规范的认同态度带动其他社区居民,使“国家——党员——民众”的三级传播链条重新构建起来。

  其次,强化关于失范行为规制,强化互惠中的价值理性。在正式制度方面,基层党组织应当结合社区中的互惠行为需求,制定程序严谨、通俗易懂的社区规范性文件,并围绕制度规定形成一系列失信惩戒机制。如在社区规范中可以设立一定的失范标准,对因失范而造成公共利益损害或侵害他人利益者,可以由基层党组织联动诚信档案管理机构,将社区互惠行为中的失范者信息按照严重程度纳入公民失信记录中;对于严重失范、情节恶劣者进行社区内公示,亦可暂停其在一定时段内使用互惠服务的资格。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基层党组织应当从培育道德伦理入手,强化居民的价值理性。如基层党组织可以在社区文化中融入“里仁为美”等传统文化中的社区伦理因子,以契合传统文化土壤的善德感召、奉献品质和社会责任代替冰冷的“投币式互惠”思维;此外,为强化居民作为现代公民的价值理性,基层党组织可以在社区文化结构中融入现代公民意识的文化因子,如帮助他人、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意识和以人为本、尊重并理解他人的主体意识等。

  (三)以提升供需与权责匹配精准性强化参与网络构建

  首先,深入把握居民多元化诉求,精准匹配居民需求与网络供给。一方面,应当完善城乡社区党组织的议案呈报与协商机制,如居民的合理诉求与基层政府治理目标有冲突,但社区党组织认为应当满足的,可以由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联合召开居民大会并形成议案,以社区党委的名义提交到街道/乡镇党委处。街道/乡镇应及时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基层政府和社区党组织的意见,并适当要求社区党组织和民众给予政府积极参与治理、提供社区服务等回馈,从而通过促进基层政府、社区党组织和社区民众的多方合作,使纵向的参与网络与横向参与网络在特定情境下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当根据属地内民众现实诉求,确定无争议性的参与网络类型,并尽最大程度努力予以优先保障。如在心理关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联动公益性社会组织,对辖区内失独困难家庭、因病致贫家庭提供社区关怀,对留守家庭儿童的陪伴与教育的缺位应及时补位等;在个人发展方面,对于重大个人决策等需要集思广益、有就业等问题需要动员社会资源的,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开辟线上或线下讨论网、求职网的形式,广泛调动社区居民资源来提供社会支持网络等。

  其次,优化资源获取渠道,提升整合、激活参与网络能力。第一,构建资源下沉的联动机制。基层党组织可以借鉴北京“以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资源下沉机制,由市委赋予街乡党(工)委重大事项建议权、多部门统筹协调与督办权等权限,有条件的可以建立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可以“吹哨”召集相关执法部门人员商议解决与实施方案,限期完成,并由街道/乡镇对区/县根据“吹哨”到场及时性、方案落实情况与群众满意度等进行年度考核。第二,完善区域化党建制度。区域化党建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统筹设置基层党组织、统一管理党员和整合党建资源一种新型党建形式,强调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和功能整合。街道/乡镇党委应当将自身调研与社区提议相结合,以治理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目标,在社区层面组成联合党委。联合党委应当以民生项目为契合点,将民众诉求整合为医疗、养老、就业、文体和环境治理等若干具体服务项目,然后驻区单位、党员和群众可以根据自身资源情况签订项目认领协议书,基层党组织可以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定期考核,并依据成效进行动态调整,从而实现以“资源配置项目化”为核心,吸引、统筹基层场域内的各类资源。

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6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视察时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就要求我们加强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排头兵”,必须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找准党建和社会治理的着力点、契合点,把基层党组织的巨大优势转化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不竭动力。

  突出政治引领,凝聚基层治理合力。突出政治引领,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凝聚人心、推动改革发展的战斗堡垒作用。一是织密基层党组织网络,发挥基层党组织集聚效应。着力建设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组织架构,成立居民自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特色党小组,将居民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凝聚起自治管理的核心推动力量。坚持抓乡促村,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农村党建整体水平。二是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党员群众,凝聚共识。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牢不可破的思想基石,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三是以“小网格”激活区域“大党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要筑牢社区网格体系,将基层党建工作与网格服务、社会治理、文化活动等结合起来,构建起网格党员、居民共同参与的服务管理新格局,夯实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建立区、街道、社区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大事共议、实事共做、要事共决、急事共商、难事共解;创新“网格+志愿服务团队”模式,分门别类组建志愿者团队,动员机关干部下沉社区并加入志愿服务团队。注重在居民小组、特殊群体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使更多党的红色细胞在群众中扎根,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强化组织引领,激发基层治理活力。要发挥党组织凝聚各类组织的核心作用,健全乡村和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组织开展工作的各项制度,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积极把党组织的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一是深化“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感召力。在城市社区开展院落(楼宇、门栋)自治、业主自治、社团自治等民主形式,拓宽利用社区媒体、互联网络、移动设备等参与渠道,激发自治活力。在农村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鼓励农村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妇女议事等各类协商活动,鼓励具有公益精神的“新乡贤”参与现代乡村治理。二是推进社区协商共治,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建立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作为负责开展城乡社区协商共治的组织机构,并以“收集意见、确定议题、制定方案、发布公告、开展协商、情况通报”规范程序步骤,健全协商机制。三是锻造高素质带头人队伍,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要打造一批党性强、能力强、改革意识强、服务意识强的社区党组织“带头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

  创新机制引领,燃起基层治理热度。一是创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成立社区综合党委、驻区单位联合党委、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委三个功能型党委。全面推行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任社区“第一书记”,推动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落实乡镇党委直接责任,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等要包村联户,村“两委”成员要入户走访,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治理和群众生产生活等问题。二是完善网格长、楼栋长、单元长“三长”联动机制。要明确“三长”职责定位,把有群众基础、有工作热情、有责任担当、有能力方法的居民吸纳到楼栋长、单元长队伍,注重民情民意收集,通过“小切口、深挖掘”的方式,解决群众身边大问题,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三是建立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机制。用好工会组织网络,帮助、指导企业依法建立完善劳动争议调节委员会,员工诉求中心等劳动争议调节组织,有效预防化解劳资纠纷,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重点向“两新”组织、城乡社区、商圈楼宇、农村电商等领域推进党团组织覆盖,加强对青年创业的组织、引领和服务。创新区域化妇建工作,深入推进平安家庭建设。健全完善乡镇(街道)妇女儿童维权站,建立健全妇女儿童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机制。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加强联系服务。四是打造“一体化”红色服务机制。社区党组织通过建立民生网站、信箱、热线和下访接访等形式,一揽子收集群众诉求。对居民群众反映的教育、医疗、生活、环境、治安等问题,分门别类列出清单,协调相关部门,整合社会力量,挖掘自身潜力,推动解决落实,回应群众期待。依托社区场所建立“一站式”服务大厅,承接落实好各类服务项目,合理设置服务窗口、党员窗口,推行“一门式、一张网”服务,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基层治理经验交流发言材料7

  近年来,**县着眼基层,用力基层,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开展“全面推进基层活力,提升平安**建设”活动为牵引,在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有益尝试,平安**,和谐、美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一、主要做法

  (一)高位推进,做大做强做实治理工作

  **县针对全县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维稳形势,强势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一是成立了县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常委,各乡(镇)党委书记,县直各党(工)委(党组)书记,县直各部门支部书记为成员的**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并抽调专人组建了**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全县开展工作情况,对全县社会突出矛盾、乡(镇)、村(居)矛盾纠纷及社会热点、难点排查处置情况进行统一汇总,为全县社会治理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二是强化督查,推动工作。今年*月组成*个工作组,由领导带队,抽调乡(镇)政法副书记、政法委员、司法所长、组织委员、综治办主任和县委政法委科室人员对全县**个乡(镇)、**个村(居)委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进行半年考核督查。

  (二)科学谋划,注重实际,全面推进治理

  **县制定印发《**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办法(试行)》,坚持五条原则,抓五项措施治理,建立机制激发活力,在基层治理中对乡(镇)、村(居)委会每半年开展一次排查和通报,对排名靠后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采取通报、约谈、挂

  牌警示、挂牌督办、问责处理等,对评为先进的乡(镇)、部门干部职工在评先评优、职务职级并行,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优先考虑。

  (三)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把普法教育、遵纪守法构建美丽乡村作为平安法治和谐**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推动。近年来,政法委机关深入**等山区乡(镇)开展法治宣传宣讲,扫黑除恶、遵守法纪,建设平安乡村,命案防控“以案释法”宣传宣讲**场,参与群众达**万人次。

  (四)推进矛盾风险化解,维护社会稳定取得新进展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推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建立矛盾纠纷调解“以案定补”机制,充分调动各级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与平安**、法治**建设有机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由乡村治理向城镇社区延伸。加强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共完成**个乡(镇)、**个村(居)委会、**个村委会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式”派出所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建设,主动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

  二、工作成效

  一是积极推进县、乡、村、组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走访、大化解,实行县级副处领导排班接访信访事项,包案化解县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案(事)件,定期下访,包保乡(镇)及单位。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置在萌芽,“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形态基本形成。

  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融合。推进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管控治理,保持对各类犯罪形成高压打击态势,加大对命案防控工作的源头治理,源头防范、法治教化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为群众获得感、

  安全感、满意度逐年上升。命案防控率全市以十万人占比,全市**,**县为**,排名全市最低。推进基层治理,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减少命案发生已初显成效。

  三是加强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乡(镇)村人民调解委、治保委、群防群治志愿者队伍建设,尤其是现代化防控手段的提升,使打、防、控更具震摄力。积极探索新时代“枫桥式”派出所建设,全县科学划分社区(责任区)**个,按照“一区一警”配备了民警,今年招录了**名辅警,全县实现了“一村一警”配备全覆盖,开了全市之先河。**名辅警都到村委会开展治安整治和矛盾纠纷化解,人民群众安全感也大大得以提升,见警率大大提升。全县安装监控探头**个,安装旅店业人像识别系统**家,完成进出本县**个高清摄像卡口监控系统建设。

  四是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建设,主动打好三大攻坚战,抓好重大建设项目综合护航工作。2019年全年化解涉重大项目建设矛盾纠纷**起,化解阻工阻路**起,办理行政案件**件,打击处理**件,行政拘留**人,为**重点项目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人民群众反响强烈,对政法机关对违法行为敢于亮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顺利推进勇于出手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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